


文化中國
深刻把握中華文明突出的包容性
鐘 哲
包容性是中華民族處理共同性和差異性、統一性和多樣性辯證關系過程中形成的重要特質,蘊藏著和實生物、兼收并蓄等古老智慧。2023年6月2日,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概括并系統闡釋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其中重要一條就是“突出的包容性”。這種突出的包容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取向,決定了中國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諧格局,決定了中華文化對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開放胸懷。深刻把握中華文明突出的包容性,對增強文化自信、推動文明交流互鑒具有重要意義。
一
中華文明歷經滄桑而賡續不絕,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從來不用單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匯聚成共同文化。古往今來,各民族在中華大地上交往交流交融,各宗教在多元并存中和諧共生,中華文明在同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鑒中生生不息。這種厚德載物、涵育萬有的包容品格,鑄就了中華民族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文明氣度。
各民族文化交融匯聚、多元一體的恢宏格局,是中華文明包容性在民族關系上的集中體現。大約距今5000多年前,中華大地上新石器文化多元并立、區系互動,呈現出“滿天星斗”式的文明起源圖景。各區域文化不斷交流互融,各族群不斷遷徙交融,共同塑造了中華文明與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起源特征和發展格局。春秋時期,“華夏”觀念逐漸深入人心,其判斷標準已趨向文化認同,而非單純以族群分判。自此之后,從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到北魏孝文帝胡漢一體化改革;從“洛陽家家學胡樂”到“萬里羌人盡漢歌”;從邊疆族群習用“上衣下裳”、“雅歌儒服”,到中原盛行“上衣下褲”、胡衣胡帽,無不展現中原族群與邊疆族群的相互交融、農耕族群與游牧族群的彼此涵育。費孝通據此提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理論:“它所包括的五十多個民族單位是多元,中華民族是一體。”多元與一體雖都稱“民族”,層次卻不同。這一格局的形成,“它的主流是由許許多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單位,經過接觸、混雜、聯結和融合,同時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個你來我去、我來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個性的多元統一體”。正是源于包容精神和文化認同,中華文明才能海納百川,吸收融合各民族文化,匯聚各家之長,成為各民族認同的文化共同體,形成道通為一、水乳交融的統一文化空間,不斷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
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和諧共生的良好生態,是中華文明包容性在宗教關系上的生動彰顯。中國并非宗教主導的國家,但從古至今始終并存著豐富多元的宗教信仰。在遠古時期,更多的是自發宗教信仰或自然宗教信仰。秦漢以后,建立了以儒家為核心的主流思想文化體系,注重主體性文化的塑造,同時對多元信仰抱持寬容態度。兩漢之際,佛教開始傳入中原地區;東漢末年,道教正式創立。加之后來傳入的伊斯蘭教、基督教,兼有少數其他宗教和多種民間信仰,共同造就了中國多種宗教信仰并存共生的局面。任何宗教,只要不損害中華本土文化的根本、不違背既有的政治秩序,都能在中華大地上獲得包容與接納。當然,外來宗教的本土化是一個長期而復雜的過程,外來宗教與中華本土文化“你影響我、我影響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應當看到的是,不同于一些文明容易出現非此即彼的信仰對立,正是中華文明的包容性,為外來宗教實現本土化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文化土壤。這印證了文化交流的普遍規律,即外來文化的自適性離不開本土文化的包容性。外來文化主動調適,本土文化寬懷涵容,二者相濟,方有外來文化落地生根、化育新生。
中華文明的包容性,還始終貫穿于交相輝映、異彩紛呈的中外文明交流史之中。公元前2世紀,張騫出使西域,完成“鑿空之旅”,開辟了橫貫亞歐的陸上絲綢之路。同一時期,通向南海、印度洋的海上絲綢之路也已揚帆啟航。它們既是外交之路、商貿之路,更是文化之路。中國的絲綢、瓷器以及四大發明、養蠶繅絲等技術傳向世界,域外的天文、歷法、醫藥、樂舞等知識技藝也漸次傳入中國。千百年來,駝鈴聲聲、舟楫相望,積淀成以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為核心的絲路精神。明末清初,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等傳教士泛海東來,帶來歐洲自然科學知識。徐光啟主張“欲求超勝,必須會通”,希望在學習西方的基礎上有所超越,遂與利瑪竇合譯《幾何原本》,成為西學東漸早期的代表作品。與此同時,傳教士把中國文化介紹到歐洲,形成17世紀至18世紀的“中國熱”,深刻影響伏爾泰、萊布尼茨等啟蒙思想家。西學東漸與東學西傳彼此激蕩,繪就了中外文明交流史上雙向奔赴的壯麗圖景。樓宇烈提出,中華文明主張“存異互尊”,在保持自身主體性的前提下,不同的文化、觀念可以并存共處、相互尊重;一味尋求某種同一性以強求一致,反而會誤入歧途。“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中華文明的包容性既成就了自身的博大氣象,也為不同文明攜手走向未來提供了深厚的思想文化資源。
二
一種文明的品格,從來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中華文明之所以能在數千年風雨中以開放的胸襟擁抱世界、以包容的氣度涵容萬方,與中華先民認識宇宙、安頓人生、經綸天下的獨特智慧息息相關。探其源頭、溯其流變,方能真正理解包容性何以成為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
中國傳統哲學從宇宙論層面提出“和實生物”的觀念,是中華文明包容性的重要思想文化根基。中國傳統哲學將世界理解為一個有機整體,追求萬物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的境界,而非凌駕于萬物之上的抽象同一。《國語》記載史伯之語:“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意謂不同的事物相互之間調和平衡,方能豐長繁盛;若以相同的事物簡單相加,則難以為繼。《周易》言“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中庸》亦言“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皆認為天地之道從不以消滅差異為能事,而是讓萬物各得其所、各遂其生?!肚f子》的“齊物論”,并不是要消泯萬物之異,而是要在差異中看到平等,在多樣中實現和諧。尤為值得一提的是《尚書》中的“惟齊非齊”,《荀子》曾引此語,闡明以合理的差別達到有序的和諧的道理:要達到真正的“齊”,恰恰要以“非齊”為前提;一味抹平差別去追求表面之“齊”,反而可能導致最大的“不齊”。基于此,包容異質、涵育多元,是對天地規律的自覺體認。

中華文明突出的包容性,植根于中國傳統哲學“和實生物”的觀念。圖為宋刻本《國語》,其中載有“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 中國國家圖書館古籍館供圖
由宇宙生成之理落實于人倫日用,塑造了“和而不同”的兼容相處之道?!墩撜Z》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認為君子行事講究和諧,但不盲目附從;小人盲目附從,卻不能和諧。在這里,“和”以獨立見解為前提,“同”以喪失原則為代價。真正的“和”,需要深厚德性的支撐?!吨芤住费?ldquo;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意謂君子應當取法于地,以大地的敦厚之德包容萬物。張岱年釋“厚德載物”為“以和為貴、寬容博厚的精神”,并明確指出“‘厚德載物’即以寬厚之德包容萬物”、“厚德載物有兼容并包之意”。這種包容并非無原則的遷就,而有其平實可行的實踐路徑,即忠恕之道。《論語》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等論述,都強調推己及人、將心比心?;诖祟悆r值理念,差異就不會構成隔閡,多樣也就不會妨礙共存,久而沉淀為中華民族關于群己協調共生的相處智慧。
包容不僅是一種宇宙觀、價值觀,更是在數千年政教實踐中磨礪而成的治理智慧。廣土眾民、多族共處的超大規模國家,何以維系長久一統而不致瓦解?中華文明給出的答案是以包容求有機凝聚,而非以同一求機械拼合?!抖Y記》提出“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道出了歷代“因俗而治”的內在機理。唐有羈縻、冊封之制,元明清有土司、盟旗之設,皆以“因俗”之方式最終達成“一統”之實效。制度層面的包容主要解決“共處”的問題,更深層次的“認同”塑造則有賴教化之功。在這方面,漢字作為音形義的統一體,能夠超越方言鄉音,使操不同語言、屬不同族群者共享同一套文化符號;經典所承載的仁義禮智信、修齊治平之道,貫通個人倫理與家國秩序,構成全社會共遵的價值準則;科舉取士讓寒門、邊疆之士可憑自身才學躋身通顯,認同之門遂向一切向化者敞開。中華文化認同超越地域鄉土、血緣世系、宗教信仰等,把內部差異極大的廣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越包容,就越是得到認同和維護,就越會綿延不斷。這種既包容多樣性、又激發凝聚力的政教傳統,使中華文明的大一統有別于依靠同質化整合的帝國治理模式,成就了多元一體的獨特文明形態。
三
縱觀古今、環視全球,因族群偏見而起的分歧、因宗教分立而興的爭執、因文明傲慢而致的隔閡,在人類歷史上此起彼伏、至今未絕。相比之下,中華大地上各民族長期和睦共處,各宗教始終多元并存,中華文明同世界其他文明持續交流互鑒,走出了一條獨具特色的包容之路。然而,一些西方學者把西方經驗作為普遍尺度,以“民族—國家”模式丈量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史,以排他性宗教經驗丈量中國多元信仰的和諧史,以文明沖突、殖民擴張經驗丈量中華文明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鑒的開放史,對中華文明的包容傳統不僅視而不見,甚至因誤解、曲解形成一些偏頗之論。

中華文明以海納百川、開放包容的廣闊胸襟,不斷吸收借鑒域外優秀文明成果,造就了獨具特色的敦煌文化。圖為2025年9月22日晚,在“相約敦煌”國際文化交流演出活動現場,來自甘肅省演藝集團的演員展演《樂動敦煌》選段。 新華社記者 郎兵兵/攝
其中一種主要的偏見,可被稱作“同化論”。一些域外學者沿用近代歐洲民族國家的建構經驗,把“國家統一”與“文化同質”視為同一過程,據此把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解釋為中心對邊緣、多數對少數、漢文化對其他民族文化的強制整合。另有一些學者則基于西方近代殖民歷史,把中國歷史上邊疆族群入主中原、融入中華文明的歷史進程,轉譯為近代殖民主義式的征服與支配。問題在于,近代歐洲民族國家以單一民族、單一語言、單一宗教為理想形態,這套經驗本不能套用于多族群、多信仰共同創造的文明共同體。中國歷史上中原與邊疆、農耕與游牧、漢族與少數民族之間互通有無、雙向影響,多種宗教與民間信仰長期在同一片土地上共生并存。諸多史實都表明,中華文明內部的整合絕不是單向度的“同化”,而是多向度的“涵化”。正是這種多元一體的特質,形成并充實了中華文明的整體。
“排外論”是另一種影響較大的偏見。這種論調把中華文明描繪成一個自我中心、閉關排外、缺乏消化吸收外來要素能力的文明形態,似乎拒斥外來文化成了中華文明的本能。一些人以明清海禁和乾隆帝致英國國王敕諭中“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之語為據,斷言閉關鎖國、盲目自大是中華文明的固有特質;又或以近代中國落后挨打的歷史遭遇,倒推中華文明從來缺乏開放意識。雖然明朝后期開始實行閉關鎖國政策,中國在內部矛盾和西方現代化浪潮沖擊下逐漸走向衰落,但以數千年歷史觀之,變革和開放總體上是中國歷史的常態。中華文明從來不缺乏認識他者、吸納異質文化的胸懷和能力,中華民族以開放包容的姿態繼續走向未來,有著深遠的歷史淵源、深厚的文化根基。以一時政策代替長時段歷史,以特定語境中的言辭概括文明整體,顯然失之偏頗。真正需要辨析的,不是中華文明歷史上有無自我收縮的時刻,而是這種時刻能否被夸大為文明的根本屬性。“排外論”不僅低估了中華文明兼收并蓄的歷史容量,也忽視了中華文明在接觸、選擇和消化外來文化過程中表現出的文化主體性與旺盛生命力。
“工具論”是一種更為隱蔽的偏見。它承認中華民族歷史上確實存在多元并存、兼收并蓄的現象,卻將其解釋為“帝國”維持超大規模統治的實用策略,而非出于內在的文化自覺。在這種敘述中,“因俗而治”被說成降低統治成本的技術手段,宗教寬容被說成維護政治穩定的權宜之計,吸納外來文化被說成鞏固政權合法性的現實考量,由此得出包容性只具有維持統治的工具性意義,而非中華文明的特質。“工具論”的要害,在于以功能解釋替代本質判斷。如果包容性被簡單化約為治理之術,其所蘊含的“有容乃大”的天道體認與實踐屬性便被遮蔽。如此一來,就難以洞察其何以能夠超越王朝鼎革、制度損益而綿延不絕,塑造中華民族一以貫之的為政之道。把數千年歷史演進中沉淀下來的文明特質,說成是政策工具,實質上是以功利邏輯消解中華文明“以包容求凝聚”的深層智慧。理解中華文明之所以可久可大、根深葉茂,就要深刻認識到包容不是達成凝聚的外在手段,而是這種凝聚得以可能的深層緣由。
近年來,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保護主義、孤立主義、民粹主義等思潮不斷抬頭,文明沖突、文明優越等論調不時沉渣泛起,人類社會面臨著思想割裂、文化紛爭的共同威脅,人類文明站在何去何從的十字路口。走向沖突還是繁榮,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如何對待不同文明之間的差異。中華文明兼收并蓄的胸懷、博采眾長的態度,對促進人類文明進步意義重大。中國鄭重提出全球文明倡議,倡導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優越,展現了中國作為文明大國的氣度和風范,彰顯了中國共產黨對人類文明發展歷程的深刻洞見和為人類謀進步、為世界謀大同的胸襟與擔當。面向未來,應堅持“兩個結合”,堅定文化自信,從中華文明突出的包容性中汲取思想營養,賡續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包容基因,為共建美美與共的世界文明百花園作出更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