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洪猛
多民族、多宗教共生并存是人類社會的普遍現象。妥善協調民族關系、規范宗教秩序,是世界各國治理面臨的共同難題。長期以來,全球民族宗教治理深陷二元對立困局:一是絕對同化主義,以國家單一意志消解文化差異、壓制信仰多元,透支社會包容根基;二是極端多元主義,片面放大特殊群體訴求、虛化國家統一共識,最終造成族群對立、宗教(教派)撕裂、社會失序甚至國家分裂。如何破解“一體僵化、多元無序”的治理悖論,是當前全球民族宗教治理亟待回應的時代課題。
立足馬克思主義民族觀、宗教觀的科學立場,民族和宗教都是歷史發展的客觀存在,民族問題是歷史范疇,宗教有其產生、發展、消亡的客觀規律。基于民族與宗教問題的長期客觀存在,各國治理進程始終貫穿著兩類核心關系的調適:一是“多”與“多”關系,即不同民族、不同宗教(教派)之間橫向平行的群體相處關系;二是“多”與“一”關系,即各類族群、信仰群體同統一國家共同體縱向聯結的歸屬關系。馬克思主義理論明確,既不能用強制一體抹平多元差異、走同化老路,也不能放任多元脫離統一秩序、走向碎片化分裂,這就客觀要求建立分層分類的治理路徑。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作為民族工作領域的基礎性、綜合性法律,構建起“多元通和—多元一體”雙層治理框架:以橫向“多元通和”夯實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社會基礎,推動向縱向“多元一體”深化,形成適配國情、穩定長效的制度方案。“多元通和”是學界長期沿用的規范學術表述,用以概括各民族、各宗教、各教派平等共處、交流互鑒、和諧共生的包容格局。這一范式通用于民族宗教治理,實現群體關系調適與國家認同建構的有機統一。
橫向維度的“多元通和”,是民族宗教治理的基礎層級,用來處理“多”與“多”關系,回答不同群體如何平等和諧共存的問題。“多元通和”并非自然形成的社會狀態,而是由我國民族平等、民族團結、宗教信仰自由三大法定原則剛性保障,并依托中華文明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哲學理念滋養而成,兼具法治正當性與文明合理性。在民族領域,法律明確各民族一律平等,全面保障各民族語言文字、風俗習慣、文化傳承等合法權益,推動各民族廣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形成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共生格局。在宗教領域,“多元通和”概括了中華文明包容性所鑄就的我國各宗教長期多元并存、一律平等、和諧相處的優良生態。我國法律充分尊重和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承認信仰多元的客觀現實,維護各宗教平等和睦的相處秩序,從法治層面避免了國際社會常見的教派傾軋、信仰對立與宗教排他現象。需要明確的是,“多元通和”僅限于規范群體之間的橫向平行關系,主要解決“共處相容”問題,無法化解族群認同、宗教認同與國家認同之間的縱向張力,難以從根本上防范群體認同凌駕于國家整體認同之上的治理風險,因此只能作為治理基礎,而非治理終極形態。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從法理層面確立了“多元一體”的縱向治理架構,標志著我國民族宗教事務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邁上新臺階。該法聚焦“多”與“一”的辯證關系,為多元差異有序融入國家共同體提供了根本法治保障,有力推動了“多元通和”向更高層次躍升。“多元通和”重在體現兼容并蓄的相處之道,“多元一體”則重在確立休戚與共的共同體理念,堅持“一體包含多元,多元組成一體”的辯證統一,徹底摒棄了西方以單一化思維壓制多樣性的治理窠臼。
具體而言,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引導各族人民牢固樹立正確的國家觀、歷史觀、民族觀、文化觀、宗教觀,持續深化“五個認同”,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堅持“增進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異性”的原則,在充分尊重和包容各民族文化差異、保障各族群眾合法權益的基礎上不斷增進共同性,確保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始終服務于國家統一和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涉宗教條款極具理論創新與實踐導向價值,為全球宗教治理提供了中國方案,勾勒出從“多元通和”邁向“多元一體”的法治化進階路徑。在“多元通和”理念的指引下,我國宗教領域長期保持和睦穩定、多元共生的良好局面。而“多元一體”格局的確立,則推動宗教事務治理完成從側重“教際和諧”向促進“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邏輯嬗變。該法第四十六條明確規定,宗教團體、宗教院校、宗教活動場所應當常態化開展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宣傳教育,堅持我國宗教中國化方向,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這一條款從制度層面厘清了宗教事務治理的核心邊界:明確信教群眾首先是國家公民,所有宗教活動必須在法律范圍內進行。通過正確的宗教觀匡正信仰認知、以“五個認同”厚植愛國底色、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教義闡釋,有效理順了宗教信仰自由與公共秩序、宗教特性與國家共性、信仰認同與政治認同的辯證關系,從源頭上抵御了宗教極端思想與境外滲透風險,構建起信仰多元并存、法治秩序統一、價值認同一體的中國特色宗教事務治理新模式。放眼全球,“多元通和—多元一體”雙層遞進范式具有普遍的學理價值與現實意義,有效彌補了西方治理模式的深層結構性缺陷。西方“同化主義”模式無視文明多樣性,壓制社會活力,往往埋下社會撕裂的隱患。其“多元文化主義”模式易誘發群體極化,消解國家權威,導致社會碎片化甚至國家裂變的風險。部分國家雖依托統一法治框架包容族群差異,憑借國民認同維系社會穩定,但尚未形成貫通民族與宗教兩大領域、兼具分層邏輯的系統化理論體系。我國的治理實踐根植于中華文明“執兩用中、守中致和”的特質,堅持分層施策、辨證施治:以“多元通和”維護社會包容活力,化解橫向的“多”與“多”關系;以“多元一體”筑牢國家統一基石,理順縱向的“多”與“一”關系。這一治理架構深刻契合多民族多宗教社會長期共存的客觀規律,為人類政治文明貢獻了維護國家長治久安的全新治理方案。
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凝練的“多元通和—多元一體”治理邏輯,立足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和宗教觀,扎根中華文明五大突出特性的深厚沃土,回應新時代國家治理實踐要求,是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和宗教觀中國化時代化的法治成果。這一框架貫通民族工作與宗教工作,構建起通用、辯證、系統的治理邏輯。在文明交融與碰撞并存的當今時代,這套植根中華文脈、經得起實踐檢驗的治理模式,跳出了全球民族宗教治理的二元困局,為各國應對多元族群與多元宗教共存發展問題、實現長久和合,貢獻了中國智慧與中國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