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隨著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的正式頒布,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法治基礎更加堅實,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的主線更加清晰。在全面推進民族團結進步事業、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進程中,宗教工作已深度融入國家治理、民族團結進步和基層社會治理全局。就我國伊斯蘭教事務基層治理而言,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的頒布實施對治理理念、治理目標和治理方式提出新的更高要求。
長期以來,我國伊斯蘭教事務基層治理形成了以場所管理、教職人員管理、活動管理和屬地管理等為基礎的工作體系,在規范宗教活動有序開展、依法保障信教群眾正常宗教需求、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隨著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和人口流動持續加快,特別是互聯網技術和新媒體傳播的廣泛普及,傳統基層治理模式面臨新的挑戰。在新的社會條件下,要適應新時代宗教工作的現實需要,基層治理亟須從單純秩序維護向注重文化融入、社會協同與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方向深化。 一、新形勢下我國伊斯蘭教事務基層治理的現實變局 新形勢下,外部環境深刻變化,我國伊斯蘭教事務基層治理面臨諸多新挑戰。首先,宗教傳播環境的變化正在重塑基層治理格局。隨著互聯網平臺、短視頻傳播和社交媒體的廣泛普及,宗教信息傳播已經突破傳統場所限制。宗教不再依賴固定場所和傳統教職人員,而是通過網絡實現跨區域傳播。這種傳播方式的改變,也使部分青年群體關于宗教的認知呈現網絡化、碎片化特點。傳統基層治理模式主要依托場所、社區等展開,而網絡空間中的宗教傳播則具有流動性強、傳播速度快、影響范圍廣等特征,對基層治理提出新的要求。 其次,人口流動加速使宗教事務基層治理面臨新的社會結構變化。近年來,隨著城市化進程不斷推進,跨區域流動穆斯林群體明顯增加,傳統以固定社區和屬地關系為基礎的治理體系面臨挑戰。部分地區流動人口聚集較快,而基層治理力量和公共服務資源相對有限,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基層治理效能。不同地區在宗教事務基層治理水平方面仍存在差異,部分地區統籌聯動協調能力不足。 再次,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持續推進,豐富和深化了宗教事務治理的目標內涵。新時代宗教工作不僅要求宗教活動依法有序開展,更強調增進“五個認同”,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浸潤各宗教。基層治理要在潤物無聲中增進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眾對偉大祖國、中華民族、中華文化、中國共產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同,推進我國伊斯蘭教中國化不斷走深走實。 二、當前我國伊斯蘭教事務基層治理中存在的現實問題 總體來看,當前我國伊斯蘭教事務基層治理體系正在不斷完善,但面對新時代宗教工作的新要求,基層治理實踐中仍存在一些值得關注的問題。 部分基層治理存在“重事務、輕引導”傾向。當前基層治理工作主要圍繞場所審批、活動備案、安全檢查等事務性內容展開,這對于維護正常宗教秩序具有必要性。同時,需要重視基層群眾在文化認同、情感認同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方面的現實需求。特別是在青年群體中,單純依賴行政化管理方式往往難以形成持續穩定的認同引導效果。 基層治理力量與現實需求之間存在一定差距。我國伊斯蘭教事務基層治理涉及民族、宗教、法律、社會治理等多個領域,對基層干部和宗教工作隊伍提出較高要求。但從現實情況看,一些基層地區存在專業人才不足、“雙通”人才缺乏等問題。部分基層干部熟悉行政事務,但對宗教文化傳統、網絡傳播規律和青年群體特點了解不夠;部分宗教界人士熟悉宗教事務,但在政策法規、社會治理和現代傳播方面能力仍有提升空間。這種結構性短板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基層治理能力提升。 我國伊斯蘭教中國化經驗和資源挖掘不足。我國伊斯蘭教在長期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了鮮明的中國化特點,積累了豐富的愛國愛教傳統和文化融合經驗。部分地區對這些歷史文化資源的系統挖掘和時代轉化不足,基層治理工作缺乏文化層面的深層引導。 基層協同治理機制需進一步完善。新時代宗教事務治理是涉及統戰、民族宗教、社區治理、基層黨組織、宗教團體等多個主體的協同治理過程。但從現實情況看,一些地方在信息共享、協同聯動和常態化治理方面存在不足,部分基層社區與宗教活動場所之間聯系不夠緊密,宗教工作納入基層社會治理的機制需進一步健全。 三、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背景下我國伊斯蘭教事務基層治理的深化路徑 面對新時代宗教工作的新形勢與新要求,我國伊斯蘭教事務基層治理需要進一步推動治理理念、治理方式和治理結構的系統深化,逐步形成更加符合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要求的基層治理體系。 推動基層治理從單一事務管理向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導向轉變。新時代我國伊斯蘭教事務基層治理不僅要維護正常宗教秩序,更要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貫穿全過程。要持續弘揚我國伊斯蘭教愛國愛教的優良傳統,加強中華優秀文化浸潤和中華民族共同體理念融入,通過開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愛國主義教育和民族團結進步教育,引導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眾不斷增強國家意識、公民意識、法治意識。 推動基層治理從行政主導向多元協同轉變。新時代宗教事務治理已經越來越呈現社會治理特征,僅依靠單一行政力量難以滿足現實需要。要發揮基層黨組織、社區組織、宗教團體和宗教活動場所的協同作用,推動宗教事務治理深度融入基層社會治理。例如,積極探索清真寺參與社區公益、志愿服務和民族團結活動的有效路徑,增強宗教活動場所的社會服務功能和社區融入能力。 推動基層治理從靜態屬地管理向動態化治理轉變。隨著人口流動和網絡傳播不斷加快,傳統靜態屬地管理模式難以適應現實需求。基層治理需要更加注重動態管理與常態化服務相結合,建立更加靈活高效的跨區域協同機制。特別是在互聯網宗教信息傳播快速發展的背景下,應進一步加強網絡宗教內容規范化建設,增強主流輿論的影響力和引導力。 不斷提升宗教事務治理法治化水平。要按照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關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要求,推動基層治理制度化、規范化建設,不斷提高依法治理能力。要注重教育引導、風險預防和柔性治理,推動形成既依法規范、又體現人文關懷的基層治理格局。 在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確立的法治框架下,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要求我國伊斯蘭教事務基層治理要進一步深化。這既是宗教事務基層治理順應新時代社會發展的客觀需要,也是系統推進我國宗教中國化、加強宗教事務治理法治化的關鍵抓手。我國伊斯蘭教事務基層治理要立足該法確立的民族團結法治體系,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貫穿基層治理全過程,推動我國伊斯蘭教在新時代實現健康傳承。 (作者為西北政法大學國家安全學院講師、法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