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動宗教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融合,增強宗教界的中華文化認同,是在總結歷史經驗基礎上系統推進我國宗教中國化的重要內容。從宗教中國化的歷史實踐看,民國時期伊斯蘭教學者尹光宇的愛國救亡行動與國家認同思想,是宗教界人士服務國家大局、踐行家國情懷、主動求變和自我革新的重要案例。 一、尹光宇生平及救國實踐 尹光宇是近代中國著名的伊斯蘭教學者、思想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1893年,他出生于重慶奉節一個穆斯林家庭,自幼學習阿拉伯文,后進入新式學堂接受現代教育,曾赴英屬錫蘭洛雅大學攻讀文學。宗教與世俗并重的教育背景,為其日后融匯愛國思想與宗教情懷奠定了堅實基礎。 回國后,尹光宇以多種形式投身救國事業。1913年,他組織成立回教青年演說社(后更名為東亞清真青年社),團結我國伊斯蘭教愛國志士,闡揚伊斯蘭教義中的愛國精神,倡導“救中國之危而應世界之需”。1916年,他先后在上海創辦尚文高等小學和崇實高等小學,推行實用主義教育,注重人文與科學結合,力求教育救國。1919年,他將輯錄的愛國愛教諺語與個人體悟編成《人生百決》刊行,喚醒穆斯林民眾的國家意識。1920年,他在上海創辦《清真月刊》,系統闡述“國性”觀念,解析國家與宗教的關系,提倡愛國愛教,強化國民意識。20世紀30年代,他致力于民族教育與賑災事業,撰寫文章,編譯多部賑災著作,踐行“救國必先救災”的理念。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他輾轉武漢、廣西、重慶等地,積極參與抗日救亡工作,曾任中國回教救國協會成員,撰文揭露日本分化中華民族的陰謀,呼吁民族團結。1943年,他在云南完成《中華民族同源論》,系統闡釋了中華民族的整體性與共同命運。戰后,他繼續投身教育事業,在云南創辦文明中學,并擔任昆明明德學校阿文專修部校長,始終秉持教育救國的理念。 尹光宇的一生,始終與時代同頻共振。其思想與實踐涵蓋國家觀、民族觀、教育觀、宗教觀等多個維度,而愛國救亡始終是貫穿其中的主線。他的學術探索與現實行動相互交織、相互促進,共同構筑了深厚的家國情懷,也成為我國宗教界在近代國家危難中主動擔當的歷史縮影。 二、尹光宇對國家認同的構建 國家認同是社會成員對自身所屬國家共同體的身份確認與心理歸屬,也是凝聚國民愛國情懷、引領實踐行動的核心精神支撐。引導與塑造國家認同,始終是尹光宇愛國思想的核心要義。他從國民義務、國家地位、“國性”建設及中華民族認同等多個理論維度出發,向廣大穆斯林群眾宣傳國家認同理念,為凝聚民族力量、共赴國難提供了思想支撐。 其一,闡釋國民義務,強化身份認同。尹光宇以國民義務為核心,立足國民教育實踐和倡議行動,積極培育與引導普通民眾樹立責任意識與擔當精神。他大力倡導興辦國民教育,以小學教育夯實根基,塑造合格國民素養,并以民族教育與實用教育相結合的中學教育為支撐,引導青年擔負起應有的國民責任。尹光宇指出:“吾輩雖為回教信徒,然為中國人民,生于斯土,長于斯地……天下興亡,人盡有責。”抗日戰爭期間,他倡議全國穆斯林同胞捐款購機抗日,以實際行動踐行“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精神,引導他們匯聚于國家救亡的大業之中。 其二,主張“國家至上”,厘清政教關系。尹光宇強調“無國教門難興”。他以“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比喻國家與宗教的關系,指出國家的存續是宗教發展的前提。他提出“國賴民以存,教賴國以興”,愛國與愛教具有內在一致性,宗教信徒應“視教之衰如國之衰,痛國之亡如家之亡”,將國家利益置于首要位置。他翻譯并引用“保國屬于天命”“愛國亦在信德之中”等語句,以國民身份重新定位國家與宗教的關系,喚醒穆斯林群眾對國家命運的深切關懷。 其三,重視“國性”建設,強化內在認同。尹光宇認為“國性”是中華民族的內在精神支撐,其在國家建構中具有根本性意義。他強調,“一國之有國性,正與一人之有人性等也,人而無性不得謂之曰人,設使一國,而亦無性,亦必不得成其為國”。國性存亡直接關系國家命運,“國性存者,則可能自主,國性失者,則必滅亡”。基于此,尹光宇將“國性”解讀為國家在語言、文字、宗教、種族、風俗、思想等諸多層面所形成的整體性與統一性,是維系民族存續、支撐國家自立的精神根基,以此來強化國家內在凝聚力與民族共同體認同。 其四,提出“中華民族同源論”,鑄牢共同體意識。面對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機,尹光宇吸收梁啟超、顧頡剛等人的民族理論,系統闡述“中華民族同出一元”的觀點。他從歷史、地理、人種等角度論證中華民族的共同起源,指出漢、滿、蒙、回、藏、苗等民族同為中華兒女,文化上“大同小異”,共同構成中華民族整體。在此基礎上,他進一步提出“天下一家,世界一人”的理念,倡導超越族際界限的團結。這一思想在抗日戰爭時期為激發各民族共同抗敵的意識,為維護國家統一、抵御外侮發揮了積極作用。 此外,尹光宇還強調了歷史對民族存續的關鍵意義,主張救國必先熟讀史書、珍視詩詞歌賦等傳統國粹,大力弘揚史詩書寫的文天祥、岳飛、歐大任、秦良玉等英雄的愛國精神,以此來強化國家認同。 三、尹光宇思想與實踐的時代價值
中華民族覺醒與成長的特定歷史時期,為尹光宇愛國學術探索提供了思想土壤,也為其實踐行動賦予了時代意義,使其探索與行動始終與民族命運緊密相連、同頻共振。在當前系統推進我國宗教中國化的進程中,尹光宇的探索與實踐,依然能為當下提供寶貴的歷史借鑒,彰顯出跨越時空的時代價值。 (一)以時代需求為宗教健康傳承導向,引導宗教界踐行愛國理念。尹光宇畢生救國實踐,始終以救亡圖存為核心目標,以不同歷史階段的時代需求為導向。歸國之初,他緊扣構建國民認同的時代課題,借創辦社團報刊之策,在穆斯林群眾中提倡愛國愛教;新文化運動浪潮下,應教育救國的社會呼聲,他以實用主義為指引創辦新式小學,為基層知識普及與人才培育注入動能;全面抗日戰爭爆發后,循全民團結御敵的時代召喚,他又輾轉各地著書立說、投身賑災,以文字喚醒民族共識,用行動支援抗戰士氣。其身體力行的救國實踐,為今日宗教界踐行愛國理念樹立典范。當代宗教界人士更應該繼承先輩愛國傳統,洞察時代需求,以實際行動服務社會,將宗教界的社會責任從理念轉化為可見可感的實踐成果,既彰顯宗教的人文關懷,亦深化宗教界與國家、社會的聯結,實現信仰價值與社會價值的統一。 (二)強調國家認同思想,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尹光宇洞察國家認同的核心價值,通過激發集體記憶,構建其對國家的深層認同,實現個體情感與民族命運、國家安危的緊密連接,為維護國家安全統一提供重要支撐,亦凸顯國家認同在時代困境中的現實意義。其以國民、國家、中華民族為遞進順序的認同建構路徑,以及中華民族同出一元的理論闡釋,有效消解民族隔閡,提升民族凝聚力,促進中華各民族團結。 今天,我們同樣需要引導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眾樹立正確的國家觀,增進“五個認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明確各民族都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一員,認識民族命運與國家命運的統一性。堅決抵制民族分裂行為,加強民族交流合作,凝聚中華兒女智慧力量,形成應對風險挑戰的民族合力,推動國家發展與民族復興。 尹光宇確立國家至上原則,提出“無國教門難興”的論斷,明確國家是宗教健康傳承的根基,并強調宗教信徒需履行國民義務、遵守國家法令、研習國家文化,實現愛國與愛教的辯證統一。 當下,宗教界應主動開展自我變革,通過解經釋經中國化,挖掘宗教教義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契合點,結合社會發展需求對教義進行時代化解讀。此外,宗教界人士及信教群眾還要提升國家與民族意識,將愛國情懷融入宗教信仰,全身心參與國家建設,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貢獻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作者李艷枝為遼寧大學歷史學部教授、杜佳為遼寧大學歷史學部博士研究生)
中文公眾號
維文公眾號
京公網安備
11010202009629號 互聯網宗教信息服務許可證:國(2025)0000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