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哈德成(1888-1943),名國楨,字德成,祖籍陜西南鄭,后定居上海。我國著名伊斯蘭教經學家、教育家。他與王靜齋、達浦生、馬松亭并稱近代愛國“四大阿訇”。他一生經歷了從經堂學子、海外商人到寺院教長、學校教員、抗戰志士的多重身份轉換,畢生致力于“昌明正教、服務家國”事業。在近代社會變革背景下,哈德成的探索與實踐,為我們理解其如何在時代劇變中維系信仰并貢獻于社會,提供了歷史參照。 哈德成題簽 一、幼承家學,游歷中外: 治學根基與開闊視野 哈德成生于經師世家,父親哈希齡是上海浙江路清真寺教長。他幼年“入私塾習儒學”,家人“親授以天方文字”,使他有了經漢兼修的基礎。此后,為精進學問,他先后負笈江蘇鎮江、河南清化鎮等地,師從王寶云、劉玉振等著名經師,接受系統的經堂教育。清末民初,社會鼎革,民生多艱,哈德成深感“欲謀興教興學改革舊習,勢非自有財力不克”。1913年,他應上海商人馬晉卿之邀,與劉彬如、楊福洲等共同創辦“協興”公司,決意“以商助學、以游廣見”。其后十余年,哈德成常駐錫蘭(今斯里蘭卡)、埃及,經理商務。他在海外“學習印度文、英文”,遍訪學者,考察各國伊斯蘭教實況,并大量采購伊斯蘭教經籍運回國內。這段獨特的經歷,使他精通阿、波、英、烏爾都等多種語言,成為當時“宗教學者中懂得外國語文最多的第一人”,其眼界與胸襟大為開闊,為日后做好中國伊斯蘭教的健康傳承積累了見識與資源。 二、興學創會,譯經弘文: 文化實踐與學術貢獻 1924年,哈德成自國外回到上海。次年,他被推舉為浙江路清真寺教長。他深感宗教的健康傳承必須依靠集體力量,1925年6月,他與馬晉卿、伍特公、沙善余、劉彬如等人,在哈少夫、馬乙棠、金子云的贊助下,共同發起創立了“中國回教學會”。學會以“闡明教義,提倡教育,聯絡中外穆斯林情誼,扶助回教公益事業”為宗旨,成為當時最有影響力的伊斯蘭學術文化團體之一。學會創辦的《中國回教學會月刊》,被時賢白壽彝譽為民國回教期刊中“最嚴肅最充實者”,成為闡揚正學、溝通中西的重要平臺。 在哈德成看來,經典若不能以本土語言精當闡釋,則真義難明,高質量的漢譯本是促進宗教理解和寬容、推動宗教中國化的關鍵。他將漢譯《古蘭經》視作畢生志業,認為經典“只能陸陸續續地有較好的譯本,有更好的譯本,但是我們不能有標準的譯本”。1926年,“中國回教學會”成立譯經室,他作為核心主持者,與伍特公、沙善余開始了艱辛的譯經工作。其翻譯程序嚴謹而獨特:先由哈德成依據阿拉伯文原本逐段講解,伍特公筆錄成初稿,再由沙善余參照印度學者穆罕默德·阿里的英譯本反復斟酌修改,最終由哈德成審定。這種結合了傳統經學功底與現代翻譯方法的工作模式,確保了譯文的質量。至1929年,他們共同譯出前三卷,在《中國回教學會月刊》連載,以其“醒正無疵”的文字,在學界引起重視。 此后,他尤為重視支持弟子馬堅的譯經工作。1939年,馬堅自埃及愛資哈爾大學學成歸國后,哈德成不僅親赴香港迎接,更在其后于上海、云南沙甸的日子里,持續與馬堅討論經義、校訂譯稿。在沙甸,他每日清晨與馬堅、馬占魁“校訂譯稿,孜孜不倦”,并將自己的意見記在紙片上。今日廣為流傳的馬堅譯本《古蘭經》,凝聚了哈德成的大量心血與卓見,實現了他“將天方經典,以中華文字體其精微”的目的。 與譯經事業相輔相成的,是教育革新。哈德成深感傳統經堂教育在當時的局限,力主創辦新式學校培養人才。1927年,在他的倡議與推動下,上海伊斯蘭師范學校得以創辦。該校在教育理念和課程設置上大膽革新,既教授伊斯蘭教傳統宗教科目《古蘭經》、圣訓、阿文修辭學等,還開設國文、歷史、地理、哲學、英語等現代課程,力求做到“經漢并重”,旨在培養復合型人才。學校還資送馬堅、金子常、胡恩鈞等優秀畢業生赴埃及愛資哈爾大學深造,開創了近代中國穆斯林留學國外的風氣。 三、愛國愛教,共御外侮: 民族氣節與抗戰言行 哈德成一生堅信“愛國愛教,密不可分”。他將愛國情懷提升到信仰高度,1942年,他在西安演講時痛切陳詞:“中國回教是和全國同胞一樣的愛護國家,保衛國家。如果回教人不愛護自己的國家,他的信仰就不完全。”這一思想與王靜齋所倡“愛國是伊瑪尼(信仰)的一部分”完全共鳴,成為近代中國穆斯林愛國主義的核心理念。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哈德成立即以實際行動投身救亡圖存。1937年,上海“八一三”事變次日,他便與一眾愛國人士緊急商議,成立上?;亟屉y民救濟會,先后在浙江路清真寺、福佑路清真寺等處設立回教難民收容所,收容、救濟了近三千名各族同胞,并為他們提供衣、食、住等生活必需。他堅定支持愛國報人楊玉書創辦《綠旗》月刊。該刊在“敵偽嚴密包圍監視之下,猶能努力闡揚教義,宣傳抗戰”,哈德成是其堅定后盾。當日寇憲兵至寺搜捕楊玉書時,他“覷見情況危急,便通知楊玉書先生趕快離滬”,使志士得脫虎口。上海淪陷后,社會環境愈加險惡。日寇為推行“以華制華”策略,企圖組織偽“回教聯合總會”,并威逼利誘哈德成出任顧問。面對脅迫,他風骨凜然,決意不為所用。他曾對摯友馬晉卿坦言:“萬一日本特務拉下臉來,就不好辦了。”1942年3月18日,他化名“馬國成”,悄然離滬,輾轉奔赴抗戰大后方。途經西安、重慶等地時,他多次以“回教教義與抗戰”等為題發表演講,闡釋伊斯蘭教主張的公正、仁愛、團結、奮斗、愛國等信條與抗戰精神的契合,疾呼“中國回教是和全國同胞一樣的愛護國家,保衛國家”,號召穆斯林“絕無妥協屈服”,抗戰到底。在重慶,他受聘為中國回教救國協會編譯委員會主任,利用一切場合宣傳抗日救國。其行其言,極大鼓舞了全國穆斯林同胞同仇敵愾、共赴國難的決心,展現出愛國宗教界人士的氣節與擔當。 上海清真西寺(今小桃園清真寺)藏哈德成采購經籍 四、伊儒會通,文明互鑒: 宗教思想中國化的自覺 哈德成的學術與實踐中,蘊含著自覺推動伊斯蘭教與中華文化相融合的意識。在為馮炳南所編《回教入門》作序時,他明確提出:“各教持說雖殊,而其重道德、屏私欲、致治平、福人群之宗旨則一。”這一說法超越門戶,直指各宗教勸善淑世的共通本質。在闡釋教義時,他常援引儒家經典。如論“順主”之道,則引《禮記·祭統》“無所不順之為備”;論“寬恕”之德,則合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女兒婚事上,他以“打破社會上以繼室為恥之陋習”開明處之,展現出通權達變的智慧。這種闡釋路徑,并非簡單比附,而是尋求儒伊文化傳統在倫理道德層面的深層共鳴,力圖讓伊斯蘭教更容易為各界理解和接受。 在滬期間,哈德成是“伊斯蘭教內參加滬上各宗教對話演講次數最多的”阿訇,主動開展宗教對話,促進文明互鑒。他曾在尚賢堂、上?;浇糖嗄陼忍幯葜v,介紹伊斯蘭教教義教規、禮儀習俗,主張“宗教與科學性質雖不同,而其有益于國是人生則同,故可并行不悖”。他視此類演講為“明正道之真諦”的良機,而非爭辯高下之戰場。針對當時社會上的一些誤解,他與達浦生合作撰寫《播音》稿,以理據澄清事實,既維護了信仰尊嚴,也促進了相互理解。 在創辦新式學校、改革教育內容、組織學術團體、翻譯宗教經典,打破教派隔閡這些具體實踐中,哈德成均主張新舊融合。這體現出他不泥古、不守舊,主動尋求宗教與時代同步、與社會適應的努力。他倡導的“敬主、愛人、化己、達真”的倫理觀,將信仰修養與社會道德、國家責任緊密結合,為穆斯林進一步融入中國社會提供了價值指引。 1943年10月,哈德成于云南沙甸逝世,享年五十六歲。在短暫而充實的一生中,他從經堂走向世界,又自海外回歸危難中的祖國,從立會辦學、主持譯經,到抗戰時期宣傳救國,充分體現出近代中國穆斯林學者在時代變遷中的文化自覺與社會擔當。哈德成的生平啟示我們,我國宗教的健康傳承,必須深深植根于中華文化的豐厚土壤,必須與國家的命運緊密相連。他所踐行的譯經以通義、興學以育才、立德以報國的道路,正是宗教與中國社會相適應、與中華文化相融通的生動體現。 [作者單位為中共寧夏區委黨校(寧夏行政學院)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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