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薛慶國 為推動我國伊斯蘭教中國化走深走實,引導廣大穆斯林群眾準確、全面地理解《古蘭經》的深意和真諦,中國伊斯蘭教協會于2020年6月1日啟動了《古蘭經》重譯工作。中國伊斯蘭教協會對此項工作高度重視,組織了國內伊斯蘭教界、學術界和阿拉伯語界知名專家學者參與翻譯,迄今已安排近百次翻譯審稿會。中國伊斯蘭教協會楊發明會長、阿地里江·阿吉克力木副會長多次參與翻譯討論,并提出指導性意見。翻譯組各位成員本著高度的使命感和責任心,通力合作,精益求精,力求高質量地完成翻譯工作。筆者作為被聘請的阿拉伯語專家,也有幸全過程參與了《古蘭經》重譯審稿工作,通過與伊斯蘭教界內人士的共同切磋,增進了對《古蘭經》這部伊斯蘭教根本經典的理解,還在愉快的合作中與中國伊斯蘭教協會負責人、伊斯蘭教界同仁結下了友誼。 作為《古蘭經》重譯工作的前期重要成果,中文版《古蘭經節選簡注》已于2024年9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古蘭經》全譯本工作也正在順利推進。在《古蘭經節選簡注》順利出版的這一重要節點,為回應社會的關切,增進與宗教界和學術界的交流與溝通,聽取、吸收各方面的意見,有必要對《古蘭經》重譯工作的必要性、重譯工作秉持的原則、重譯本之“新”如何體現等問題,予以介紹和說明。 一、《古蘭經》重譯的必要性 眾所周知,《古蘭經》是伊斯蘭教的根本經典。我國在明末清初就出現了對這部經典的零星翻譯。自1927年起,《古蘭經》漢語全譯本陸續問世。迄今為止,在我國境內外正式出版的漢語全譯本已有十多種;其中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無疑是北京大學已故著名教授馬堅先生的譯本。盡管如此,新時代仍然呼喚新的《古蘭經》譯本問世,其原因如下: 第一,時代在發展,我們對《古蘭經》等宗教經典的認識,也應與時代同步,與我國現實接軌。對宗教經典的翻譯,并不僅僅是一個語言的轉換過程,還是一個理解經典、闡釋經典的過程。因此,當代人對宗教及其經典與時俱進的新認識、新解讀,也應該并且可以在經典的翻譯中得到一定程度的體現。在保持伊斯蘭教基本信仰、核心教義不變的前提下,革新宗教話語,與時俱進地理解經典,這既是堅持我國伊斯蘭教中國化方向的需要,也符合伊斯蘭教倡導的“革新”精神。先知穆罕默德曾經留下一句廣為傳頌的圣訓:“真主每隔一百年,都會派遣人為這個民族革新宗教”,明確提出了宗教革新的必要性。此外,以時代精神解讀和翻譯經典,也符合當今伊斯蘭國家普遍提倡的革新宗教話語、與時俱進地理解宗教、解讀經典這一潮流。譬如,埃及前任大穆夫提紹基·阿拉姆倡導要對《古蘭經》作“文明詮釋”,認為“有必要重新按照宗教的總體原則和教法宗旨去理解經文,而不是拘泥于經文的字面意義,或停留在受限于時代的特殊性、不同境遇、不同地方特色和民眾特點的個別教法條文上”。 放眼伊斯蘭世界之外,提倡伊斯蘭教的本土化、現代化也已成為許多國家的共識。如法國總統馬克龍的政治顧問哈基姆·卡魯伊近年提出了創建“法國伊斯蘭教”的必要性,認為“我們需要法國知識分子、法國伊瑪目來解讀和傳播對伊斯蘭教的現代詮釋”。他的這些見解已被馬克龍總統采納為國策。 第二,世界伊斯蘭教的發展面臨新的情況和挑戰。最近幾十年來,伊斯蘭教及其經典受到前所未有的關注,人們都想了解某些事件和宗教本身之間的關系。值得注意的是,宗教極端組織“聲稱自己起源于伊斯蘭教,而且明確地引證了《古蘭經》和圣訓”,這導致不少公眾對伊斯蘭教及其經典產生了誤解,助長了“伊斯蘭恐懼癥”在部分國家出現并蔓延,伊斯蘭國家內部也有不少群眾對此感到困惑。由此可見,通過譯經、解經,更好地闡釋伊斯蘭教,澄清外界誤解,已屬當務之急。 第三,在伊斯蘭國家和全球范圍內,得益于研究方法和理論的創新以及現代科技手段的應用,《古蘭經》研究也出現了不少新成果。譬如,有的當代學者將先知傳記同《古蘭經》降示結合起來研究,把經典文本置于其歷史語境中閱讀,從而得出三個結論:一是在《古蘭經》里,真主的話語是通過反映七世紀阿拉伯世界所存在問題的語言、文化和思考方式呈現的;二是在《古蘭經》中,真主的話語并不是獨白,而是以天地之間交流的形式呈現的,真主通過先知與第一批穆斯林信眾進行著真實的對話;三是真主的所有話語分量并不完全相同,《古蘭經》闡釋了不同層次的真理,一些是絕對的,另一些是相對的;一些是永恒的,另一些是依情況而定的。著名旅法阿爾及利亞籍思想家穆罕默德·阿爾昆則利用人類學、現象學和現代語言學的研究方法,嘗試對《古蘭經》作別開生面的解讀,他認為,“這種解讀可以超越傳統解讀,實現對經文更具體、客觀、科學的描述。對于宗教話語任何真正的批評,都應該使用人類社會各種知識提供的理性思維,讓宗教啟示擺脫目前的教條式認知,開拓新的分析和解讀的空間。” 無疑,當代穆斯林學者的這些重要學術觀點,為今人與時俱進地理解《古蘭經》提供了啟迪意義,其思路對于理解、翻譯、注釋經文也有一定參考價值。 第四,迄今為止,《古蘭經》的中文譯本雖然為數不少,但多數譯本的翻譯年代距今都相對久遠,所以難以全面體現當今的時代精神。馬堅先生的譯本總體上準確、明白、流利、莊重,達到了很高的學術水準,他的中阿文水平之高、經學造詣之深,也是眾所周知、毋庸置疑的。但由于他的健康原因和時代條件的制約,這個譯本也還存有一些遺憾,教內外讀者對其中某些譯法也存在不同看法。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馬堅先生雖然完成了《古蘭經》全部114章經文的翻譯,但因過早病故,他并沒有完成所有譯文的校讀、潤色工作,也未能如愿完成全經的注釋工作,而缺少校讀和潤色環節必然會對譯文的質量產生不利影響。由此可見,馬堅先生等前輩譯者的譯文為后來譯者留下了繼續改進的空間,后譯在脫胎于前譯的基礎上有所創新與發展,也體現了事物發展的一般規律。 第五,漢語和世界各國語言文字一樣,在語言結構、詞匯含義等方面也一直在經歷演化和發展,這就使得以往翻譯的某些用語需要調整。譬如,馬堅先生譯文中使用的部分詞語,在當代漢語中已很少使用,如“誰是祝由的?”(75:27)“油腳”(44:45)“俾得”(2:213)“黯黮”(81:1),等等。對于我們當今的大多數讀者而言,這些用語已顯得生僻、費解,因此有必要予以更換。 第六,在當前,《古蘭經》重譯工作還具備前輩譯者難以具備的一些有利條件。譬如,迄今為止,現代漢語中已有十多個《古蘭經》譯本問世,前輩譯者的心血成果為漢譯《古蘭經》留下了寶貴經驗,可資后來譯者借鑒;中國伊協有能力組織全國伊斯蘭教界和學術界阿拉伯語功力深厚、經學造詣突出的佼佼者,與翻譯經驗豐富的知名阿拉伯語專家通力合作,眾多專家集思廣益、優勢互補,可以彌補個體譯者考慮難免欠周之不足;電腦、互聯網、數據庫等現代科技手段的使用,為快速查找各種資料,對照、參閱不同經注和譯文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綜上所述,由中國伊協組織各界精英群策群力,在前輩大師留下的譯本基礎上更上層樓,推出質量更高、更能體現時代精神的《古蘭經》漢語新譯本,是完全必要的、可行的?!豆盘m經》作為伊斯蘭教的宗教原典,固然具有亙古不變的永恒性,但同時也具有適應一切時代的開放性,它經得起用時代的眼光作與時俱進的再闡釋、再翻譯。這也恰恰是《古蘭經》具有歷久彌新之生命力的奧秘所在。 二、《古蘭經》重譯遵循的翻譯原則 在啟動翻譯工作之后,中國伊協的負責人和翻譯組成員經過反復實踐和充分討論,對翻譯原則逐步達成了幾點總體共識,可將其歸納如下: 第一,譯經和解經工作一樣,要嚴謹慎重,避免穿鑿附會。重譯決不能是胡譯,對于經文的理解,要有一定出處。因此,在翻譯理解過程中,較為權威的《古蘭經》注釋,如《伊本·凱西爾經注》《泰伯里經注》《奈賽斐經注》《博達威經注》等等,是必不可少的參考資料,《古蘭經》的主要英文譯本也具有參考價值。但與此同時,重譯本也要與時俱進,不能故步自封,在理解和翻譯某些可能引起爭議或誤解的表述時,不必完全拘泥于古代經注學家的一家之說,而應參考當代伊斯蘭世界著名學者的觀點,還可在嚴謹慎重、有據可循的前提下,將當今中國伊斯蘭教學者對宗教的認識在譯經中予以一定程度的體現。 第二,在語言理解和翻譯變通允許的范圍內,盡量在譯文中呈現伊斯蘭教中正、和平、理性、包容的價值觀;對于在今人看來或許有點費解或敏感的少數經文,不作隨意篡改和刪除,而應力求通過客觀嚴謹的詮釋,說明其降示原因、歷史背景等等。 第三,《古蘭經》固然是神圣的宗教經典,但在翻譯時,譯者也要遵循不同語言轉換的規律,并充分意識到中阿兩種語言的差異及其對翻譯的影響。譯文既要忠實于阿拉伯語經文的形式,更要忠實于經文的內容,在此基礎上盡量傳達原文的總體風格與修辭效果。避免因片面追求忠實于原文的細節,而導致譯文費解、不通、不美。力求在譯文中再現經典原文的凝練、典雅與莊重,盡量體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辭章之美。 第四,重視宗教學者、教內群眾對已有譯本的意見,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在重譯本中對合理的意見予以采納。例如,對于經文原文中涉及真主形象、方位的表述,重譯本一般對有關詞語作音譯處理,并輔以適當注釋,以免引起讀者誤會。 第五,充分吸收、借鑒前輩譯者已有的翻譯成果,重譯本在重點參考馬堅先生譯本、并以之為基礎修訂的同時,也參考了較為著名的其它幾個譯本,如王靜齋的《古蘭經譯解》、馬仲剛的《古蘭經簡注》、馬金鵬的《古蘭經譯注》、仝道章的《對照詳注古蘭經》,等等。重譯本努力博采前人之長,但也不迷信前輩,不照搬舊譯,要揚長避短,力爭后來居上。 總之,新的譯本應該要經得起后人的評說和歷史的檢驗。 三、《古蘭經》重譯“新”在何處? 較之馬堅先生的譯本,中國伊協主持翻譯的《古蘭經》重譯本之“新”,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修正了馬堅先生譯本中少數明顯的、可能是鉛字排版時出現的重大問題。例如第96章第6—7節,馬堅先生譯作“絕不然,人確是悖逆的,因為他自己是無求的”,修訂后的譯文是:“絕不然,人確是悖逆的,以為他自己是無求的”。兩種譯文雖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意思卻相差甚遠。又如第26章第14節,馬堅先生將先知穆薩的話譯成:“他們曾加罪于我,我怕他們殺害我”,而這與經文原文以及“穆薩曾失手打死一位科普特人”的宗教傳說不符。修訂后的譯文改為:“我對他們犯有罪過,所以害怕他們殺害我”。對于馬堅譯本中少量漏譯、多譯的文字,重譯本也作了增補或刪減。 第二,修改了經文中意義復雜、敏感的部分詞語的譯法。如出現頻率很高的(????)一詞,馬堅先生一般將其譯為“不信道者”或“不信道的人”。對于缺乏必要背景知識的教內外群眾而言,這樣的譯法容易引起誤解,還可能在穆斯林群眾和其他宗教信徒以及不信教群眾之間造成隔閡。其實,《古蘭經》中這個詞的含義,必須結合伊斯蘭教興起初期阿拉伯半島的歷史、社會和宗教背景加以理解。根據主流穆斯林學者的解釋,該詞所指的對象主要是麥加一帶早期的偶像崇拜者,以及對新興的伊斯蘭教采取敵視態度并與之作戰的其他教徒,而并非泛指不信仰伊斯蘭教的所有人。顯然,現代漢語中的“不信道者”這一表述,并沒有傳達該詞在原文語境中具有的特殊而復雜的內涵。因此,重譯本采用了傳統經堂的譯法“隱昧者”和“隱昧的人們”,這一譯法避免了不必要的誤解。 第三,對于一些古今學者有不同解讀的經文,重譯本在重視原文表述的基礎上,采用更符合時代精神,體現伊斯蘭教中正、和平、包容價值觀的解讀。如第109章第6節,根據阿拉伯語原文的直譯應該是:“你們有你們的宗教,我也有我的宗教”,但是中世紀的經注學家一般理解為:“你們有你們的報應,我也有我的報應”,有人甚至認為這節經文是“被廢止的經文”。這種理解也是有其時代背景的,但未必符合伊斯蘭教的宗旨,也不適應21世紀的時代精神,因為文明互鑒、宗教對話已成為我們這個時代普遍接受的理念。實際上,當今阿拉伯伊斯蘭世界許多人經常以這節經文為例,說明伊斯蘭教尊重其他宗教,反對強迫他人入教。因此,新譯本將該節經文譯作:“你們有你們的宗教,我也有我的宗教”。 又如,第4章第34節的原文直譯為:“男人是維護婦女的,因為真主使他們中一部分人比另一部分人更優越”,而馬堅先生的譯文是:“男人是維護婦女的,因為真主使他們比她們更優越”。在此,馬堅先生參照的是中世紀經注學家們的注釋,結合上下文和當時的文化背景,這種解讀或許有其道理,但《古蘭經》沒有明確表達“男人比女人更優越”這一觀念,也一定有其道理。因此,重譯本根據原文直譯為“使一部分人比另一部分人更優越”,這樣能淡化馬堅先生譯文含有的男尊女卑的意味。從根本上而言,這一處理也更能體現伊斯蘭教強調的尊重婦女、人人平等的價值觀。 第四,在同義或近義的詞語和句式的選擇上,重譯本也在不背離原文意旨的基礎上,選擇了更能體現與時俱進理念的譯法。如第2章250節,馬堅先生的譯文是:“我們的主啊……求你援助我們對抗不信道的民眾”,而在原文中的介詞(???)并沒有明確的“對抗”含義。因此,重譯本將“對抗”改為“面對”,即:“我們的主啊……求你在我們面對隱昧的人們時援助我們。”又如第2章第251節,馬堅先生的譯文是:“要不是真主以世人互相抵抗,那末,大地的秩序必定紊亂了。”原文中的動詞(???)意思比較寬泛,譯為“抵抗”并不確切。重譯本將其改為“制衡”,詞義更接近原文,而且去除了原譯文中的沖突和對抗色彩。又如第60章第8節,馬堅先生的譯文是:“未曾為你們的宗教而對你們作戰,也未曾把你們從故鄉驅逐出境者,真主并不禁止你們憐憫他們,公平待遇他們”,原文中使用的是否定句式,但在翻譯實踐中,根據需要對肯定、否定句式作變換是十分常見的處理方式;為了更好地體現伊斯蘭教強調和睦、友愛的宗旨,重譯本將否定句式譯成肯定句式:“真主允許你們禮遇和公正對待那些未曾因宗教而侵害你們、也未曾把你們逐出家園的人。” 第五,重譯本還對馬堅先生譯文中多次出現的一些用詞做了修訂,以更好地適應我國現實,避免不必要的誤解。譬如,將馬堅先生用以翻譯(????)一詞的“國土”“主權”“國權”等譯法,均改譯為“權柄”;將多處出現的“恐怖”改譯為“恐懼”;將“天經”改譯為“經典”;將“多神教徒”統一譯為“以物配主者”;將“合法的”改譯為“被允許的”,等等。 第六,在譯文的遣詞造句時,重譯本力求在忠實、準確的基礎上,再現原文簡潔、典雅與莊重的風格。因此,對于馬堅先生譯文中因直譯而不通、欠妥的表達作適當引申處理,對其譯文中引申后未予標示的譯法予以標示,對部分略顯拖沓的表達作了簡潔化處理,對譯得過于生硬的強調句式作了必要調整,對譯文中使用過多的不必要代詞作了刪減,對遣詞造句修辭等其他方面有待改進的地方,也作了必要修潤,以求譯文更符合現代漢語規范,或使譯文更清晰、更有力、更有邏輯性、更符合真實語境下的表達語氣。 重譯本還尤其注重恰如其分、靈活巧妙地運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使譯文盡量體現漢語言文化的辭章之美?,F列舉兩例予以說明: 例一,第14章第24節,馬堅先生的譯文為:“難道你不知道真主有過這樣一個比喻嗎?一句良言,好比一棵優良的樹,其根柢是深固的,其枝條高聳入云。”新譯本修改為:“難道你不知道真主如何舉例嗎?一句良言,好比一株佳木,其根基深固,枝干參天。” 例二,第7章第57-58節,馬堅先生的譯文為:“他使風在他的慈恩之前作報喜者,直到它載了沉重的烏云,我就把云趕到一個已死的地方去,于是,從云中降下雨水,于是借雨水而造出各種果實——我這樣使死的復活——以便你們覺悟。肥沃的地方的植物,奉真主的命令而生長,瘠薄的地方的植物,出得很少,我這樣為感激的民眾闡述一切跡象。”重譯本修改為:“他遣風作為恩惠前的喜訊,當風卷起重重烏云時,我將云驅至枯死之地,又從云中降下甘霖,借此生出各種果實。我如此使死者復活,以便你們覺悟。沃土上的植物,奉主之命而茁長;惡地上的植物,則生長艱難。我如此為感恩的民眾闡明種種跡象。” 四、結語 翻譯工作沒有最好,只有更好,對于《古蘭經》這樣的宗教和文化經典而言更是如此?!豆盘m經》的漢語譯者之一、我國著名穆斯林學者王靜齋阿訇曾經說過:“很多人希望《古蘭經》漢譯,有一完善的標準本。我敢武斷這理想中盡美盡善的標準本,任憑是誰,終難做到。”因此,由中國伊協主持翻譯的《古蘭經》節選本和全譯本,絕不可能完美無缺,但由眾多專家學者群策群力合譯《古蘭經》,堪稱《古蘭經》漢語翻譯史上的一大創舉,也是確保我國伊斯蘭教健康傳承邁出的重要一步。相信《古蘭經》重譯本的問世,將為引導我國穆斯林群眾曉經明義,正信正行,為深入推進我國伊斯蘭教中國化做出重要貢獻。 (作者系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 (本文原載于《中國穆斯林》2025年第1期)